杨扬的的哲理名言

    1、叶兆言小说的时空参照多半是南京，即使写别的城市，也脱不掉南京那份江南城市特有的文化气息，这是理解他作品的一个关键。

    2、不讲究棋道的棋手，不会有高格调大境界，除了斤斤计较输赢得失外，不可能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和棋形的美感。所以，围棋故事要动人漂亮，一定要有一股绵长深透的禅悟力量，让人凌空而立，浮游于具体直观的世相之外，感受到冥冥中神奇力量的推动和冲击。

 

    3、好的长篇小说，从阅读感受来说，有时像浏览海景，面对那浩瀚无边的大海，我们真不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但从一波接一波迎面而来的海浪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大海的强大。

    4、近些年国内研究近现代中国文学史的人不少，论著也很多，但令人满意的成果不多。主要原因，一是大都为集体项目，个人创造太少；二是史料和编排体例还是老一套，几本文学史摆在一起，区别不大；三是缺乏问题意识，一些文学史中重要的问题，没有在研究中被凸现出来。

    5、都市生活对于文学的影响，是当代中国文学实践中可以明显感受到的变化之一。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品在快速增长，假如将农村题材与城市生活题材的作品做一番数量上的统计的话，很有可能城市题材的作品会占据数量上的优势。另外，城市生活对于文学的影响力在扩大。

    6、都市生活在当代文学中的凸现，自然与都市生活的社会影响力的加大有关。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社会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生活没有自己的地位。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城市像某种寄生物，是依靠农村农民的劳动被奉养着的。寄生在城市中的人们，有着某种社会政治的特权，他们天生有着一种优越感，而广大的农村则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最低处。

 

    7、1990年代以来这10多年，是中国社会城市化进展最快速的时期，与此回应的是文学上一些年轻作家的创作正面展示着城市的生活经验和生活状态。这些生活经验和生活状态形形色色，很难用一个概念来表述，但在文学作品中，这样的城市景观无疑是前所未有的，中国文学的长廊中的确还没有诞生过这样的人物、这样的场景和氛围。

    8、城市文学在今天不是要注入批判的药水，而是应努力展示一种新的生活场景和新的生活想象，这倒是城市化在文学创作中当务之急的事。

    9、2003年的文学上海，最值得关注的话题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应该是《上海文学》的改组。《上海文学》是上海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之一，历史上，主编易人，编辑风格的改换，常常带来新的文学气象。近年来，《上海文学》经济上一直处于低靡状态，甚至一度连维持正常的编辑出差活动的经费都得不到保证。

    10、文学评奖以往也有，但2003年文学评奖却构成了一种文学现象。这是因为一些重要的文学评奖碰巧集中在这一年，同时各地又新增了不少文学奖项。

    11、尽管2003年上海的文学世界波澜不惊，风平浪静，好像一切照常，一切都处在慵懒的生活状态。但从根本上讲，上海依然是中国文学的重镇，没有人敢轻视上海，南来北往的作家、批评家还不时驻足上海。另一方面，人们显然对今天上海文学的现状感到不满，特别是将上海这些年的经济发展与文学影响相对照，那种不平衡是显而易见的。

    12、上海是一个深不可测的海，人们对上海有所期待。文学上也如此。尽管北京是如今中国文学的绝对中心，但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人选却没有在北京诞生，而是在上海。

    13、上海文坛就是这样，看看很平常，但一些人，一些事常常会在全国文坛引起回响。巴金、施蛰存先生的生日祝寿，是这样，另外，一些原本很小的个人事件，也会演变成社会新闻。这是上海文学的一个特点。

 

    14、上海的小说和文学批评是上海文学中的强项。所谓的强，一是体现在人数上，二是社会影响方面。但2003年，上海的小说家和批评家似乎都变得很沉默，人们不知道小说家和批评家们在做什么。这可能与一些有声望的作家、批评家不愿意太张扬自己的低调处理有关。

    15、上海的批评家在全国的文学期刊和文学活动中依然是一支活跃的队伍。那些专业的文学批评杂志，简直就离不开上海批评家的稿件，用一个形象的说法，中国的文学创作，没有上海作家的参与，大概还能存在，而中国的文学批评如果没有上海批评家的声音，那简直就不能算是完整的批评。上海批评家有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没有所谓的团队意识和地方意识。除了极少数批评家之间的师生血缘关系外，大多数上海的批评家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这种距离感有时是相当大的。

    16、对上海文学的生存空间而言，宣传不宣传倒是次要的，真正当务之急的事，是让那些作家、批评家能够有一个从事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正常环境，也就是能够形成一种宽松而健康运转的文化市场机制，来吸纳全国的作家、批评家的作品，促进国际间的文化交流。

    17、社会时代思潮的冲击，对学术思想的发展有着很大的作用。与此同时，文化现实条件的改变，也是影响学术研究的重要因素。所谓文化现实条件，就是特定样式的文化需求以及满足这种需求的生产方式。从20世纪初到五四时期，一方面是传统的诗文领域，刮起了“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风潮，人们已不再满足文学写作的模式依然停留在模拟古人的格局中，而是希望有所突破，从感情到具体的表现手法上都有新的探索。

    18、在20世纪中国现代学术发展过程中，翻译介绍外来学术思想，吸收外来思想以熔铸本土学术文化，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这种自觉的文化努力，在梁启超、章太炎、王国维、严复、刘师培等20世纪最具代表性的学者论著中可以非常明确地感受到。翻译、介绍外来学术思想，康有为和梁启超有首发之功。

    19、20世纪初的中国文学研究，在原有的传统研究领域，特别是诗学、词学、文论方面尽管没有像小说研究等俗文学研究领域那样表现出蓬勃发展的强劲势头，但因为传统积累的深厚，所以，依然还是有不少名家名作问世。

 

    20、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将传统的词学赋予了新的现代的意义。《人间词话》最重要的贡献，不外乎人们经常提到的3个方面：一是“境界说”；二是“写境”、“造境”与对应的理想派、写实派之分；三是艺术风格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区分。这些论述之所以有别于同时代之处，就在于王国维的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像梁启超等仅仅从文学有益于社会改良、能够开启民智等文学的社会功能来论述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对词的把握，是从文学的审美基本特征入手来思考问题的。他自觉意识到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贵具体”，而这种具体又不是停留在一人之私己意义上的具体，而是要能够书写“人类全体之性质”的共同人性。而且，王国维对词的论述，不是停留在对个别文体的一般阐述上，而是以词作为论述的切入对象，从文学审美特征（有境界）、审美形态差异（造境、写境）、艺术风格（有我之境、无我之境）到作家创作心理（能入、能出）等，较为全面地思考了文学理论问题，代表了当时文学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另外，王国维论词，摆脱了中国传统文人狭隘的门户之见，他不管浙派还是常州词派的既定说法，一切都按照自己对文学的理解，给予重新论述。

    21、文体演变历史的梳理和总结，是20世纪初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体演变历史的研究中，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吴梅的《顾曲尘谈》、《中国戏曲概论》最有影响。

    22、无论是学风，学术问题，或是研究方法，的确都有别于以往传统研究。如果放在2千多年来整个中国学术演进过程中来审视，这15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它与传统学术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其学术人物和代表性的学术成果主要体现为对传统的总结，——一种终结式的总结。

    23、所谓“酷评家”的声誉，大概是他那口无遮拦的批评个性招来的。

    24、如果说，城市生活是上海作家的写作优势的话，那么，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以乡土为根基的文学国度而言，无论是文学积累还是有影响的作家作品，毫无疑问，大量地还是维系在农村生活经验的维度之中。

    25、历史上，上海的小说创作曾一度代表了中国小说创作的最高成就，这种文学史的历史荣誉常常被人们简单地归之于一些作家的个人天才。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理解，其实一个地方之所以能够成为文学的中心，能够吸引大量的作家落户，集中出版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与一个地方的文化运作机制有密切的关系。

    26、当然，上海在文学方面近些年也不是没有创造过奇迹，这主要是《收获》和《萌芽》这两家文学期刊创造了国内文学期刊出版的最佳业绩。

    27、从上述上海作家构成特点和上海文学期刊成功的方面，再来看待各种评论意见，我想对上海小说的批评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们对上海小说单一类型的不满。

    28、上海小说如果说需要有所发展的话，除了对已有的优势需要一种超越外，在文学创作类型和表现题材上也需要有一种新的突破。

 

    29、的确，我们的散文创作从原来那种矫情、僵化的伪抒情模式中走到今天，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这方面成功的经验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和总结。在我看来，近10多年优秀的散文作品在创作经验上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文化和生活的积累都比较深厚，都是作家个人修养达到较高境地之后，才出现的优秀成果。

    30、散文难写，成功的散文家更是难得。原因何在？我想是因为散文太散，没有固定的程式可以仿照模拟，完全要靠作家艺术家自己用心去体会、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