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瑞娟：父亲（一）

中间是作者家父，第二排中间是秦瑞冬，左边是秦志生，右边是作者秦瑞娟

我父亲是山西人，九岁丧父，我爷爷是走西口的商人，曾在内蒙开一家字号，他得急性白喉去世后，留下奶奶与父亲孤儿寡母艰难度日，父亲十三岁时私塾毕业，随其叔父来宁夏谋生，先在银川有名的糕点店（李福记点心铺）做徒工，三年学成，并学会打双手算盘的绝活。十六岁进宁夏中学（当时宁夏唯一一所中学）做教务管理，其间以旁听生的身份,学完中学课程。二十岁经同乡介绍进了国民税务总局（当时马鸿逵是宁夏主席）。二十五岁与母亲成亲。1949年8月，与进步人士一起投诚起义，参加了革命工作。1958年自治区成立后被派往中宁县组建税务机关，1960年任税务局长，1966年“文革”开始后，被打成‘五类分子’，他挨过批斗，戴过高帽，关过牛棚，历尽磨难，1969年全家下乡到鸣沙二道渠大队，父亲被下放至鸣沙镇税务所。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艰苦改造生活。

记忆里的父亲整天板着脸，很少说话，他似乎没有什么休息日，每天早出晚归，骑车一辆黑色的永久牌自行车，拎着一个打了许多补丁的黑色人造革皮包，包里是他每天收的税钱和发票、帐本等。因为我是“老疙瘩”，父亲似乎偏爱我一些，每天早上醒来先摸摸我，晩上下班回家后也是先唤我帮他拎包，有时他会从黑包里拿出两块糖或一块油糕给我，我便高兴的像过年，也因此遭到了四哥的嫉妒。我以为父亲最爱我，以为在父亲面前我可以为所欲为，直到有一次我犯了一个错，才知道父亲是个原则性很强的干部。这种原则性是他一生处世的“法宝”，也是我们兄妹八人成长的“戒尺”。

那是一个冬日的下午，父亲下班回家了，当他推着自行车进了院子，我便像小鸟一样扑过去帮父亲拎包。父亲的工作包是一个黑色人造革的拉链包，由于使用太久有几处破损，被妈妈用黑布打了几个挺显眼的补丁。我拎着包进了屋，屋门背后有一个专门挂包的挂钩，正当我将包挂了上去时，包带突然断了，包掉在了地上，从里面“咕噜噜”滚出五分镍币。那是一枚崭新的镍币，它闪着诱人的光停留在我脚下。我勾腰捡起了包和镍币。将断了带的包交到父亲手里，却将那枚五分钱的镍币藏了起来。我一个人躲在院子里看着手里那枚闪闪发光的镍币，眼前突然出现了牛奶太妃糖。在那个饥馑的年代，糖是孩子们最渴望的零食，我记得当时生产队小卖部里卖牛奶太妃糖，一毛钱四个，那糖是用红色透明的玻璃纸包的，糖纸上是一个拿着扇子半遮面的美人，当时在孩子群里只有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才有这种糖纸向人炫耀。对，我就去买太妃糖！我下定决心一路小跑到了小卖部。用这枚硬币买了两块糖，然后我躲在后院里痛痛快快地享用了这两块糖，并将玻璃糖纸抚平折好放在兜里。我带着满足的笑容来到了父亲身边，主动用小手给他捶腿。父亲摸着我的头满脸都是慈爱。晚饭后父亲突然厉声叫我过去，那声音是我从未听到的严厉，我不禁有些害怕，不过父亲一向爱我，我又有什么可怕的，我于是又若无其事地进来。父亲问我：“你是不是拿了包里的钱了？”“没有！”“真的吗？”父亲用老鹰一样的犀利眼神盯着我。“没有没有就没有嘛”我撒起了娇。“啪”父亲突然给了我一记狠狠地耳光，我的脸上顿时起了五个巴掌印火烧火燎地痛，我哭了起来，父亲从我的兜里搜出了那两张糖纸。在罪证面前我除了哭泣无话可说。母亲看见我被打，过来劝父亲：“不就五分钱吗，用得着发那么大的火吗”？父亲余气未消：“这不是五分钱的事，这钱是我收的税，是公家的钱，公家的钱是不能动的，不属于自己的钱动用了就是犯罪，你懂吗？”“我如果不教训她，她就不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就会犯大错误的。”当时我还太小，不懂什么大道理，但父亲的那记耳光却是我一辈子难忘。

长大后，我们兄妹陆陆续续走上来工作岗位，每次回家，父亲给我们一些淳淳教导，教育我们要慎独、慎微、慎权、慎欲。尤其对于从政的兄长更是一再叮咛。有时大家笑父亲啰嗦，但父亲却说：“人之为善，百善而不足；人之为不善，一不善而足”。现在想起来，多亏父亲的严厉教导，使我们在利益面前不为所动，不为所染，能用一颗平静的心看待世间的纷扰，即使是被人冤枉，也不改清白的初衷。这些年来，每当想起父亲，就想起那枚五分镍币，它就像一把无形的鞭子，鞭策着我沿着正直清白的人生之路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