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第四章)

#头条家时光#那时候，父亲是我们庄里学历最高的文化人。

1959年7月，父亲在沂源县师范工读班毕业后，当过我们第六生产队的会计，是东鲍庄九个会计之一（八个小队会计，一个大队会计，名单如下：一队王宪章、二队刘芳州、三队刘芳林、四队刘芳元、五队冯元祥、六队徐登元、七队张明来、八队乔玉伦，大队段金文），后来，父亲又当过林业队会计，但最终还是抡一辈子镢头、种了一辈子地。

1965年十二月十日，东鲍庄大队会计合影

前排左起：乔玉伦、刘芳州、刘芳林、冯元祥。

后排左起：徐登元、刘芳元、王现章、张明来、段金文。

因为什么不当小队会计的呢？父亲从来没有对我说过。倒是父亲愤而不当林业队会计的事儿，我是耳闻目睹过的。

那还是我在上初中时候的事。

在“林业队”干活的时候，父亲担任林业队的会计，账目、钱款一人掌管。

那一天，我父亲卖桃去了。林业队里的一个处事“谨慎”的人，对已经是林业队队长的——我父亲的姑舅表兄弟——我窦坦亮二叔说：“一个人，又管账，又管钱，不大好！”并提了个独特的建议：做一个小木箱子，木箱子上锁，木箱顶上开一个窄窄的缝儿，钱从缝里塞进去，箱子的钥匙由队长拿着。

二叔见这人如此建议，也不好说什么，就如此办理了。父亲外出卖桃回来，见到了那小木箱，先是一愣，继而勃然大怒。仿佛受到了天大的侮辱，把账本子往地上“啪”地一摔，扭头就回到了家。

吃中午饭的时候，窦坦亮二叔来对我父亲说：“哥哥，是这么一回事……”解释完后，还是想让我父亲回林业队。

父亲说：“算了吧，我还是去队里干活吧。在队里累是累点儿，可心气敞亮！”

就这样，父亲放弃了林业队会计这较为轻松的活，回到了生产队里……

东山

父亲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

六十年代中期,“史无前例”开始了，“大字报”、“大批判”的“烈火”燃遍神州大地，我们这个小山村自然也不能例外。庄里成立了不同派别的“造反”组织。因为父亲是庄里少有的“文化人”文笔不错的缘故，“造反组织”的头领找到我父亲，希望父亲加入他们的组织：写“大批判”文章、写“大字报”，被我父亲婉言拒绝。那头领很是失望，但又没有什么把柄可抓，就只能对我父亲冷眼相看了。

后来，“造反”、“批判”的“烈火”越燃越烈，批“保皇派”，斗“**分子”——搞“阶级斗争”。学校的学生罢课，“造”老师们的“反”，有的“红卫兵”甚至朝老师身上泼大粪。王文翰老师，是庄里当时唯一的拿工资的“公办老师”，可能是因为“羡慕嫉妒恨”的缘故？几乎在一夜之间，“大字报”贴上了墙壁——污蔑、攻击……

虽然最高指示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但批着批着，斗着斗着，“文”不见了，最后就只剩下“武”了。刘芳元三舅，因为“成分”“高”，在全村“愤怒声讨****分子”的“别烧鸡、弯腰九十度”样式的“批斗大会”上，多次被“造反派”勒令上台，弯腰低头——“陪斗”,“示众”。

因为一个被贴了“大字报”、一个被勒令陪斗了的缘故，原先的好友们大都纷纷疏远。我父亲不管这一套，和自己孩子们的班主任、和自己儿时玩伴儿的交往，一如既往。

我们第六生产队老实巴交的窦法增老姥爷，也被叫到大队队部里“交代历史问题”，“交代”不出来，就拧耳朵、把两只胳膊扭到后背上“别烧鸡”——耳朵都被拧出了血！记得那天晚饭后，我们快要睡觉了的时候，老姥爷忽然悄悄地来到我们家，从怀里掏出来一个泛黄了的纸卷儿，让我父亲给他看看。

父亲小心地展开纸卷儿，借着煤油灯昏黄的灯光，仔细看了一遍，对我老姥爷说道：”大姥爷，你回去把这卷纸藏好了：这是你家的房契——房屋证明——你如今住的房屋，是老辈子传下来的……”

我们家前面的邻居，是聂志学大爷家。聂大爷家的聂文法三哥，大概是因为得罪了造反派的缘故，一直受到排挤。后来，他当了兵，远走他乡。临行时，别人“避嫌”，我父亲不管这一套，前去送他。

那时候，生产队里的社员要外出干一种比较特殊的活——“出夫”（夫，声调第一声）。出夫，大概意思就是公社、县、地区、或者省的建设项目，从各生产大队（小队）抽调民夫（民工）去干活。我三哥高中毕业后去公社的“治山河专业队”干了几个月，那就属于“出夫”。

“出夫”，分“出短夫”、“出长夫”、“出近夫”、“出远夫”等几个种类。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大哥曾“出”了一个“远夫”、“长夫”——去二百里路外的新泰修铁路，修了大半年的时间。铁路修完之后，每个民夫还给发了个大搪瓷缸子作纪念：缸子上一个铁路的标志符号，符号下面是一行红字：“新泰会战竣工纪念。”“出”既长又远的“夫”，在工地住宿，吃食堂。如果“出”的“夫”是参加省级大工程的建设，那，除了队里给记工分以外，上级还给一定数额的现金“补助”。“出短夫”、“出近夫”，自己带饭，好像只记工分，没有“补助”。当时，既长又远的“夫”“出”得不多，大多是“出近夫”、“出短夫”。

“夫”要轮流“出”。那一天晚饭后，我们生产队里的社员们在打卖场上打夜班：掌着保险灯，用柴油机带动着脱粒机打麦子，我、聂文君、窦硕法等几个小伙伴去看热闹。

忙了一阵子后，社员们坐在场院棚里休息。队长聂志学大爷说：“大队里又让‘出夫’了,去南鲍庄南边的河滩里‘治山河’。”说着，一转脸，对一旁的刘继坤说道“老四，这回你去吧。”

刘继坤四哥，是我们生产队放牛人刘继路二哥的兄弟。刘大娘几年前病逝了，刘家大姐姐还得在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家里的晌饭，就由刘大爷凑合着做。

聂大爷话音未落，正是“愣头青”年纪、脾气又急的刘四哥马上回了一句：“我不去！”

队长聂大爷一听，有点儿生气：“轮着‘出夫’，别人都去，你怎么不去？”

“我就是不去！”刘四哥耿着脖子大声说道。

大概是因为事出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的缘故吧——大家都没吱声。我父亲一看，赶紧对刘继坤说道：“老四，听你大叔说两句？”

刘三哥见状，气哼哼地住了声。

我父亲继续说道：“老四，大家伙里都知道，你家里俺大哥凑合着做饭，你要是‘出夫’拿饭，确实不大方便；可话不说不透，你得把话说到；有句老话说，‘有理不在声高’，你还是慢慢地，心平气和地把事儿说清楚为好……”

刘四哥听了我父亲这一番话，冷静了下来，说道：“大叔，你说得对！刚才我不该吵吵！”

聂大爷一听，把话头接了过去：“你看看！光顾着派活，怎么把这事儿忘了——老四，那你甭去了，我另找人去吧。”

刘四哥一听，赶紧说：“甭价了！俺姐姐今晚上蒸窝窝头，明天我拿几个去就是。”

一场风波就此化解。

在生产队里的时候，当队长多年的刘富大哥，对于队里粮食作物、经济作物的种植什么的，提出了主意，常常征求我父亲、谭金玉三爷爷、聂志学大爷、侯可中大爷、刘洪顺大爷、刘继增二哥、马西文二哥、马西三四哥等中年社员的意见、建议。

生产队被解散后的八十年代中期，刘富大哥病重期间，我父亲前去看望，二人说起生产队时的往事，不禁感慨万千……

那年假期里，我回到老家,父亲对我说：“你刘富哥哥老了——他当队长多年，操心费力，直到生产队解散，不贪，不占！”

记不大清楚是我六岁还是七岁那年的春天了，那一天，我和窦硕法、侯顺海、聂文君等几个小伙伴儿在俺第六生产队的打麦场边玩儿，忽然看到旁边谁家的自留地（菜地）里新栽的茄子苗，忘记了是谁说了一句：“咱们拔几棵栽到自家的地里吧？”

瞅瞅左右没人，我们几个小伙伴进了地。每人刚拔出一棵茄子苗，忽听有人大声吆喝：“嗨！你们几个毛孩子，在做什么？”

我们一回头，看到我的小伙伴候顺海他爹侯可利大叔挑着一担水快步走了过来，我们几个小伙伴把茄子苗一扔，撒腿就跑。

“……往后好好记着：那是人家的东西，不是咱家的！人家的东西再好，再眼馋，也不能动！”吃晌午饭的时候，我站在饭桌旁，被父亲重重地训了几句。

就只这几句话，我就感到心慌、脸上火辣辣的，赶紧连连点头——从那以后，再没有此类事情发生。

那年春季的一天，生产队里放工后，晚饭前，父亲抽空在我们家的自留地“南地”里刨地。忽然听到邻居家的儿媳妇和婆婆二人的拌嘴声。不一会儿，儿媳的哥哥来了，他不但不劝解，反而在一旁“助阵”——拌嘴变成了大声地争吵。这时，邻家的儿子回来了，儿媳跑到门口就是一番“耳旁风”。邻家的儿子勃然大怒，不分青红皂白，朝着他娘就“嗷嗷”地叫起来。我父亲实在看不下去了，把镢头往旁边儿一扔，几步就走了过去：“要不，你先歇口气，听你大叔我来说两句？”邻居家的儿子见状，这才停了声。

我父亲接着说道：“这个事儿，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你听你媳妇说了，还得听听老人怎么说……再说了，你媳妇和你娘拌嘴，别人来挑唆什么？你想想：是灰热，还是火热？”

老人的儿子听了我父亲这一番话，脸一下子红了，难为情地说道：“大叔！你说得对！刚才这个事儿是……是我的不对！”

几十年后的今天，父亲那句“是灰热，还是火热”的话语（比喻），依旧清晰地记忆在我的脑海里……

父亲公私分明。

在林业队干活的时候，当桃陆续成熟，摘了桃，有时候在庄里零卖。有好几回，窦硕德大姥爷（他当时也就二十多岁——叫他大姥爷，是从我奶奶的娘家门儿上来论）挑了满满的两筐桃颤颤悠悠走在前面，我父提了秤跟在后面，从南面的山路上下来，从那家门前走过。

一边走，窦硕德大姥爷一边吆喝：“甜桃了——”

我们一个生产队的几个大姑娘、小媳妇见了，有的凑上去就要伸手，我父亲在后面一声咳嗽，她们一听一看，难为情地笑着叫声“大叔！”把手缩了回去。

卖桃，不管是挑了筐在庄里零卖，还是推着车子去县城卖，都从俺家门前经过。好几回，窦硕德大姥爷挑了桃子路过，我正巧从家里出来，站在家门外，窦硕德大姥爷放慢脚步，笑着说道：“拿个桃吃？”我赶紧笑着摇摇头。父亲跟在后面，从来没有从筐里拿出个桃来给我，从来没有过。

农村生产队解散、刚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的那年，“集体”没有了，集体的财产遭到了“疯抢”——山坡上，村边上，田间地头上，“封山造林”生长了多年的树木，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被村民们砍伐殆尽。有的人家，老婆孩子一起上山砍树。我们家、大哥家、二哥家，除了“责任田”里的桑树、自留地里的树木之外，没额外多砍一棵树。

父亲说：“不是自家的，咱不发那歪财。”

起初，当兵复员后的我二哥在大队里当治保委员。集体的树木刚开始被盗伐的时候，

一天中午，我们正在吃午饭，忽然听到我家后面山坡上传来一声树木折断倒地的响声，父亲撂下手里的煎饼，几步迈到了院子里，气愤地朝向山坡大声说道：“光天化日的，也太不像话了吧！”

说罢，父亲到我二哥家对我二哥说了。我二哥赶忙跑到那山坡上：树木倒在地上，偷伐的人，跑了。几天之后，我大哥去“道峪口”种地，发现俺家责任田边上的那棵核桃树被人偷偷砍走了——也许是盗伐者的“报复”？

母亲说：“往后还是少管这样的闲事了吧！”

父亲听了，还是句话：“光天化日的，不能不管！”

在生产队的时候，因为俺家离大队赛峪子的机井比较近，浇完地，浇地时用的那台水泵，连同一段长长的橡皮管子，就放在了俺家的院子里。大队集体解散后，石砌的水道，被拆了；机井边为安放抽水机器盖起的机房，被人拆掉了。放在俺家院子里的那台水泵上的零件，也被人陆续以各种借口拆卸，直到后来村委会派人来抬走，我们家，连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都没动——父亲还是那句话：“不是咱自家的东西，咱不能动。”

父亲对我们兄妹五个，家教甚严。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春季的一天中午，我们一家人正在西屋里吃晌饭，窦坦亮二叔端着个碗，推开半门子，走了进来。

我们兄弟几个赶紧站起来，叫了声：“二叔！”

二叔说道：“都快坐下吃吧！”一边说着，一边把碗递过来：“你四姥娘腌了一点儿螃蟹，端了几个过来，你们几个尝尝，味道怎么样。”

二哥赶紧接过碗来，母亲拿过来一个空碗，二哥把那几个黑黑绿绿的腌螃蟹倒进碗里，放在饭桌上，顿时，一股淡淡的咸味夹杂着淡淡的蟹臭味在饭桌上飘散开来。

父亲拿起筷子夹起一个螃蟹，“咔嚓”咬了一口，边嚼边说道：“不孬，不孬！”

我们兄弟几个，见状也纷纷拿起筷子。

大哥夹起一只螃蟹，抿了蟹腿一下，就把螃蟹放回到了碗里，慢慢地说了句：“有个臭味。”

二哥、三哥，还有我，也随后附和道：是有个臭味。

在炕沿儿边坐着的二叔闻言，咧嘴笑了笑，没言语。

父亲闻言，一伸手，把放在饭桌中间的螃蟹碗拉到了自己面前，笑着说道：“正好！我就愿意吃这个味儿！”

坐了一会儿，二叔端着空碗走了。

起身送走了二叔，我们回到饭桌边刚坐下，忽听“啪”地一声——父亲把筷子重重地按在了饭桌上，一脸的怒容：“你二叔来送螃蟹！就算再吃不惯，也不能接二连三地说不好吃——直接把那丑话说在你二叔脸前里？！”

我们兄弟几个一听，方才意识到说错话了，一个个赶紧低下头，大气也不敢出。

奶奶说道：“知道错了，往后要改了！先吃饭吧。”

我们这才拿起筷子，低着头吃饭。

我记忆当中，印象最深的，还是妹妹挨了父亲一巴掌那件事。

我们家西屋的后面，有一棵核桃树，每年都结不少的核桃。当核桃成熟了，打下来，去了青皮，晒干后卖了，补贴家用。那一年秋天，打了核桃后，留下了一布兜，挂在奶奶睡觉的炕头的墙上。是准备寄给辽宁抚顺的亲戚，还是准备寄给在青岛当兵的二哥，我记不大清楚了。

那年，妹妹大概也就五、六岁吧，正在嘴馋的年龄段儿。知道那布兜里装的是核桃，便忍不住今天悄悄拿一个，明天偷偷摸一个。时间一长，奶奶发现布兜里的核桃少了，就告诉了我父亲。那天下午放学后，我又去帮父亲拉车推粪。车到地头，父亲抽完了一根烟，问我，拿没拿布兜里的核桃。

我赶紧说：“没拿！”

父亲点点头，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早饭后，我正在屋里收拾书包，忽然听到妹妹惊天动地的一声哭叫，赶紧跑出去一看，原来是父亲问清楚核桃是妹妹偷偷拿的以后，勃然大怒，一把揪过我妹妹，只一巴掌下去，妹妹便哭声震天了。

奶奶赶紧一边喝止住我父亲，一边教训我妹妹道：“谁叫你嘴馋手贱了？”

母亲抱过哭个不停的妹妹，掀开衣服一看：屁股上早已暴起了五个红红的手指印……

——父亲希望我们别学歪心眼子，好好把心思用在正道上。

我六、七岁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大哥忽然左手捂着右手手脖子，眼泪汪汪地跑回家来。奶奶、母亲赶紧问怎么了，大哥抽泣着道出了所受的冤屈。

天太热，午饭后，大哥和几个伙伴去村东面龙汪崖村旁边的河里洗澡。在那个叫“龙湾”水汪里，一群半大小子在水中嬉戏。河边有几只鹅在戏水，有调皮、手贱的伙伴逮住了两只鹅，把鹅的翅膀用青草藤蔓绑起来，“别烧鸡”取乐。正在哄笑嬉闹时，忽听有人叫喊着跑过来——邻村鹅的主人来了！那几个调皮鬼见状不妙，抓起衣服，撒腿跑了。我大哥想：我又没糟蹋他家的鹅，跑什么？所以待在水里没跑。结果，那人跑过来，不问青红皂白，把我大哥抓过来，一阵连骂带打，把我大哥的胳膊扭得差点脱臼，手脖子上鼓起一个大包。

奶奶、母亲听说了事情的原因，既心疼又生气。

父亲从外面回来，见此情景，先是没说什么。抽了一袋烟后，问了我大哥一句：“你逮人家的鹅了没有？”

大哥闻听此言，立刻又眼泪汪汪：“我在水里，根本就没出去。是***、***逮的！”

“不是就中了。”父亲淡淡地说了句，出去了。

过了几天，听三哥说，父亲在问了我大哥的那几个同伴之后，那天下半晌，生产队里去龙汪崖村边的地里干活，正巧碰到了拧我大哥手脖子的那个邻村人。父亲与他理论起来，那人胡搅蛮缠，父亲怒从心起，扔下农具，抬腿就要踢过去。邻村的支部书记聂文端大哥见状，赶紧把我父亲劝了开来，代为道歉，并当场把那胡搅蛮缠之人狠狠骂了一顿。

后来，父亲对我奶奶、我母亲说了一句：“是咱的孩子犯的错，挨打受罚，活该!不是咱孩子犯的，咱不能受这个冤屈!”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