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宗平·

　　邹承鲁（1923-2006），生物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作为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邹承鲁在生物化学领域做出许多具有重大意义的开创性工作，尤其是为我国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作出了重大贡献。1948年，邹承鲁与李四光之女李林结为伉俪。李四光、邹承鲁、李林后来分别成为地质学院士、生物化学院士、物理学院士，在不同科学领域里发光发热，这“一门三院士”的佳话更是广为流传。

　　今年是我父亲邹承鲁诞辰100周年，他已经离开我17年了。近些年，我常常坐在他用过的书桌前翻看过去的相册，看着他和我母亲的合影，他们的音容笑貌好似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过往的记忆渐渐充满了这栋曾经住过三位院士的房子。

记忆中，父母的印象都是“影子”

　　我出生的年代，到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我的父母和中国科学院其他科研人员一样，为中国科学事业的起步、发展而废寝忘食地工作着。

　　在我记忆中，父母的印象都是“影子”，因为他们回到家多半都是在天黑我睡了以后。因为怕吵醒我，他们不敢开灯，就坐在床边陪我。有时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看见黑暗中有一个人影，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

　　那时我的父母都抽烟，爸爸很少在我面前抽烟，只是坐在床前看我；妈妈有时会抽烟，我小时候对妈妈的印象是黑影和一个小红点（烟头）。有一天晚上，爸爸下班回来急着看我，因为没有开灯，踢翻了保姆放在地上的一壶开水，把脚给烫了，好长时间杵个拐杖一瘸一拐地走路。

　　我还是小婴儿的时候非常喜欢喝西瓜汁，但是到了秋天，西瓜就不好买了，为了让我有西瓜汁喝，爸爸中午休息的时候跑遍上海的水果店为我买西瓜。在我6个月大的时候，父母带我到北京探望我的外公外婆，为了省钱，就没有带保姆。在火车上我一直哭个不停，妈妈说是因为饿了，爸爸说是因为尿了。他们俩开玩笑说，同车人大概觉得我是他们偷来的孩子。

　　这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看望外公外婆。妈妈是独生女，她毕业回国决定到上海工作之后，两位老人就独自住在北京。外公每天工作很忙，外婆一个人在家总感到孤单，看到女儿女婿带回来一个软软的小婴儿，高兴得不得了，马上说，既然小夫妻不应该分开，那就把外孙女留下来陪他们。爸爸心里多少有点不愿意，因为如果把我留在北京，他就不能天天看到我，毕竟女儿只有6个月。但是想想自己工作那么忙，实在是没有很多时间陪伴女儿，把我留在北京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不过，他坚持不要把我一直留在北京，两边都住一住，这样既满足了老人的需要，也不至于让我疏远了父母。

“不能打着外公的招牌到处招摇”

　　我两三岁的时候，开始了“十万个为什么”的年龄段，只要看见大人，就不停地问：“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每次爸爸回家，我都拉着他问东问西，他也不厌其烦地给我讲。家里有很多译本的儿童读物，每天我睡觉前，只要爸爸妈妈在家，一定会给我读故事书或者讲故事。如果我在北京，那就是外公给讲故事，内容五花八门，比如做人要诚实（《狼来了》）、怎样用水的浮力称大象（阿基米德定律）、晏子使楚（《东周列国志》），等等。

　　外公外婆对我非常溺爱，一般我想要什么他们都尽量满足。爸爸每次看到这种无底线的溺爱都不开心，但是又不想和老人吵架，所以只要不是太过分的事他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有些事他就很坚持。

　　记得有一次，我缠着外婆，想和他们一起到和平宾馆参加一个招待日本科学家的宴会。因为那是以外公个人名义搞的宴请，所以他们想带我去问题也不大，就同意了。我换上漂亮衣服、梳好了小辫子，高高兴兴地正要上车和他们一起出门，爸爸刚好下班回来，看到就问我出去做什么。知道我是去参加外公的宴请之后，他脸色马上就变得很不好看，告诉我不准去。我一下就懵了。可是不论我怎么求、怎么哭，爸爸都只是让我马上下车回屋里，等我不哭闹了，他再告诉我为什么不能去。

　　眼看事情没有转机了，外公外婆也不能再等我，我只好哭丧着脸下车回屋。晚上吃完饭，爸爸看我已经不再哭闹，就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外公所享受的待遇是因为他对国家的贡献，并不是作为外孙女，我就有资格享受这些待遇。我以后能做成什么样的事全靠自己努力，不能打着外公的招牌到处招摇。说实话，那个时候对爸爸的话我是似懂非懂，但是有一点我是听明白了：外公是外公、我是我，外公也好、父母也好，都不能指望一辈子，还得靠我自己努力。

　　20世纪50年代，爸爸刚回国不久，年轻气盛，遇到看不惯的人和事总是当面就给指出来，完全不顾别人是不是能接受。他对我外公也是这样，觉得有一个当科学院副院长的岳父是“倒了大霉”，每次听到别人说他的学术成就全是靠的岳父就很不爽。俗话说“隔行如隔山”，一个地质学家怎么可能提高一个生物化学家的科学地位呢？！了解他的人开玩笑说，要是想一句话惹恼邹承鲁，就说他是李四光的女婿。

　　1958年，因为发展核工业的需要，妈妈被调到北京工作。科学院为了照顾我父母，不想让他们两地分居，当时也想把爸爸调到北京。爸爸知道后坚决不同意，因为北京没有生物化学所，调过来不能开展他的学术研究，不利于工作。由于爸爸的这一坚持，之后我父母分居了12年。

“科学研究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1970年，爸爸调到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一家人终于团圆了。但是爸爸并不快乐，因为无事可做。不过那个时候，很多人都处于无项目可做的状态，他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他无力改变眼前的状况，所能做的只有到图书馆查资料、看文献，尽量多地了解当前国际生物化学研究的最新进展，思考他想做的研究工作。

　　1973年，在他的迷茫彷徨中，机会终于来了。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爸爸当年在剑桥的同学E.Smith教授率领第一个美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中国，来中国前，他向科学院领导提出想要参观爸爸的实验室。于是，在代表团到达北京的三个星期前，在院领导的指示下，生物物理所给了爸爸一间实验室。拿到钥匙之后，爸爸到处借试验台、玻璃器皿等实验所需物品，连夜赶着布置，终于在代表团参观前布置好了一间生物化学实验室。当时试验台上摆的所有试剂瓶，不管上面贴的标签是什么，里面都是自来水。庆幸的是，代表团离开后，爸爸得以保留下这间实验室，虽然他必须归还借来的试验台和其他实验用具。一直到几年以后，爸爸才渐渐装备齐全一个真正的实验室，可以一点一点地开始研究工作了。这一年，他已经53岁了。

　　1978年，爸爸与合作者发现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在活性部位能形成荧光衍生物，这是在以往文献中从来没有介绍过的现象，为研究甘油醛-3-磷酸脱氢酶和功能的关系提供了新的途径。这个发现让爸爸和他的合作者兴奋不已，在得到领导同意之后，1978年10月，他们向《自然》杂志投了论文稿件。3个月后，1979年1月8日出版的《自然》杂志刊登了他们的文章。这是自1949年爸爸还在剑桥读书时在《自然》杂志上发表第一篇论文30年之后再次在该杂志上发表的文章，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科学家在国外重要科学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

　　没能把生命中所有的时间都用来做自己最心爱的科学研究工作，是爸爸心中永远的痛。爸爸说，科学研究不是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不能上班拿起来，下班就放下。搞研究需要全身心地投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没办法做好科学研究的。他曾说：“从1951年回国，一直到1978年，这27年中能够做工作的时间加起来不到10年……而且能工作的时间也是不连续的……”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带来了科学的春天，爸爸感到全身充满了力量，他不仅在自己的工作中做出了可喜的成绩，同时也开始组建一个新的科研团队，让“煤炉”重新燃烧起来。1984年，在中国科学院生物局的大力支持和爸爸的努力推动下，中国科学院的第一个开放实验室——分子酶学开放实验室成立了。随后，1988年，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了。爸爸一生中得过很多次奖，但是他最重视的是2004年生物大分子国家重点实验室获得的“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先进集体（金牛奖）”。他觉得，作为一个科学家，再努力，个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要想把中国的科学研究做起来、做好，必须要有好的团队，只有通过大家的努力，才能实现科学健康的发展。

“直言的科学家”

　　爸爸到了晚年，渐渐淡出了科研第一线，开始致力于维护科学尊严、反对学术腐败的工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科研条件的不断改善，一些他不愿看到的事情也在本来应该是一片净土的科学界发生了。比如，用抄袭、作弊来骗取国家的研究经费和本不属于自己的名誉，还有社会上的一些人，打着科学的旗号欺骗群众、发不义之财。在爸爸看来，一个科学家绝对不能对这些现象视而不见、听之任之。

　　爸爸曾先后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过50多篇反对伪科学、反对科学腐败的文章，多次接受电视台的采访，阐述他的观点，并且旗帜鲜明地揭露一些人违反科学道德，使用伪造实验成果、篡改实验数据等伪科学的手段。他还特别反对科学家做商业广告，尤其反对学会等科学组织为商家宣传。

新婚伉俪邹承鲁、李林（前排）与李四光夫妇合影

　　1991年，爸爸曾和14位院士一起发表了一封题为《再论科学道德问题》的公开信，信中说：“科学家声誉的建立，应该完全是依靠自己的工作，在严肃的科学书刊上发表论文，阐述自己的见解与论点，依靠这些工作和论点对科学发展的影响，经过科学界反复的实践，逐渐取得国际科学界的公认。绝不能依靠本人向领导自我夸张地介绍自己的所谓成果以取得领导批示，然后再依靠报纸、电视等新闻媒介予以宣传。这样做也许可以取得一些短暂的、廉价的荣誉，实际上对科学家本人没有好处。有时甚至在科学界起到相反的作用。科学是严肃的、无情的，用这种手段建立起来的所谓知名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是不能建立一个科学家的科学声望的，最终只能被时间淘汰。”科学研究没有捷径，只有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方法求得科学成果，才能在中国更快更好地发展科学。

　　爸爸喜欢直言不讳，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妈妈曾经开玩笑说：“老邹把人都得罪完了。”爸爸的直言给他自己甚至给他的学生都带来了一些麻烦，但是他从未想过退缩，只要是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对国家有利的事，他都要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结。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韩启德曾给他题词“直言的科学家”，他无愧于这个称号。　　 （摘自《纵横》202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