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我的父亲

文/田野

我的父亲生于1931年的7月。自那一年至1945年14年间，日本鬼子在中国各地，烧、杀、抢、劫、奸、淫、掳、掠，无数的中国人被杀害。日本鬼子的731部队，用中国的老百姓作活体解剖，用细菌和毒气，残害中国的妇女和儿童。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本鬼子，反抗刺刀下的血腥的暴虐统治。父亲在那样的惨绝人寰的灾难岁月里，能侥幸存活下来，实属万幸。 那样的岁月里，父亲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穿的，甚至经常遭遇杀头的危险。那些像父亲一样的老百姓，生活得很屈辱，没有一点做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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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在老家盖起了几间草房子，在生产队的大集体田地里做农活。他拔秧、挑秧、插秧、放水、薅草、打垦、打药、割稻、挑稻、打稻、晒稻、收稻、归仓，等等农活，都干得好，得到生产队队长的夸赞。父亲在干农活的间隙里，也甩开嗓门，唱几句家乡的黄梅戏，生产队里的社员纷纷地赞他唱得好！ 那年月，尽管人们夜以继日地拼命地搞生产，但老百姓们经常没有饭吃，农村穷得叮当响，极度破败不堪！ 改革开放后，国家以发展经济为第一要务，逐步实现经济市场化、私有化、资本化、自由化、集约化等，中国用几十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走完了西方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历程。 父亲带着母亲和几个儿女，在自家的责任田里，辛辛苦苦地精耕细作，每年丰产丰收，我们一家几口人吃饱了肚子，还有余粮卖给国家，得了一些钱。

父亲还在田地里种一些蔬菜，如青菜、萝卜、蕃茄、韮菜、莴笋、黄瓜、茄子、辣椒、豇豆、大蒜、刀豆、青豆、大白菜等等。他将这些菜，一部分留给自家吃，一大部分挑到集市上去卖，经常为了几分钱，与人家争得面红耳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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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还带着我们，下到河里挑河沙。我们将河沙一担一担地挑到河埂上，一个个身子弯得像一张张弓，一个个热得大汗淋漓。父亲将河沙卖给开车的司机，得了一些钱。

这样的辛苦地劳作后，到过年的时候，父亲母亲为我们添置新的衣服和鞋袜，为我们一家人改善生活。到1990年的时候，父亲用多年积攒的钱，做了10间齐檐封火的瓦房。

记得有一年的初冬时节，父亲带我到田地里给宕压土粪。我每捧起一捧土粪压在宕里，双手就冷的疼的发抖，几捧土粪压下来，双手手掌冻的发紫，生疼的，好似有斧子在一只一只手掌上一下一下地剁一样。父亲那时对我说，人的一生，吃饭穿衣是很不容易的。

记得父亲曾带我，用板车拉着粮食去乡里的粮站卖。那是炎热的8月末，我们来来回回地走了几十里土路，热得人近乎虚脱。父亲用卖粮食得来的钱，为我和姐姐交了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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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于71岁时，得了肝腹水死去。2002年的7月的一天，一具漆黑的棺材放在四张长凳子上，里面装着死去的父亲。我们跪在父亲的灵前，烧起一叠叠的思念的纸钱…… 我们将父亲葬在后山上，后又迁坟至现在的城里的郊外的荒山上。

我的农民父亲，一生仁慈厚道，朴实得像脚下的黄土地，他与他已故去的两个兄第一样，一生正直清廉。父亲的坟下的魂灵，早已与脚下的黄土融为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