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潮｜我的父亲甜甜的

□俞明辉

今年杭州的雪来得比以往都早，才是阳历十一月，天空竟悠悠扬扬飘起了雪花，鹅毛样一片一片洒落下来，整个天地都是白茫茫的。每次父亲看到这样的雪景，就会欢喜的说，这雪白白的，多像白糖啊。可惜父亲看不到这场早雪了，他在三个月前走了。过几天就是冬至，今年祭祖名单里面，多了父亲的名字。父亲喜欢吃肉，但是最喜欢的还是糖，早年间，一个月他能吃上四五斤白糖呢。糖吞蛋啊，白糖拌粥啊，实在没有鸡蛋，就在茶叶缸里放上几勺白糖，咕咚咕咚喝了，觉得即刻元气满满，疲惫一扫而光。

父亲对雪有缘，出生于1930年农历十二月十二，属马，奶奶生他的时候，也是漫天雪花。瑞雪兆丰年，不过那个年代糖是稀罕物，奶奶用红糖水润了润孩子的嘴，这个甜味就在父亲心里扎根了。父亲18岁的时候去了部队，入了党，还当了班长。那年部队接到命令，大家积极响应号召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我问父亲，那肯定很冷很苦吧。父亲说，冷是真的冷，那个雪看不到边际，刺骨寒冷，肚子贴在雪地上，整个身子钢板一样僵硬冰冷，一个个都成了冰墩子。但苦是没有觉得苦，小孩屁股三把火呢，年轻气盛血性旺，都是能上山打虎下海捉鳖的年纪，不怕冻不怕雪，只要祖国有需要，哪怕下铁也是不皱眉头指哪打哪。能上前线战场抗美援朝的人，都是个顶个选拔出来的，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雅绿江，都自豪着呢。我是党员，党让我干什么，就是对我最大的信任。况且，在我眼里，冰天雪地的雪不是雪，想着它是白糖，是软绵绵甜丝丝的白糖，那样身上就会暖和起来。

虽然，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还没有跨过鸭绿江，部队就接到通知，美国签署了停战协定，但这段部队经历对父亲影响终生。我最后一次见到父亲，他还交代我三件事情：一是他有一块军功章，是在部队立过功发的；二是部队给他发过一块手表，他一直称为金表，要把这块金表戴在身上；三是民政部门给他发过慰问金的，这个钱要从卡里专门拿出来，分门别类单独存放。钱不多，但是说明国家没有忘记他，他是有身份的，是归国家管的人。

从部队转业后，父亲被分到河北石家庄修黄碧庄水库，成为水利部直属单位的一名员工。父亲是一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常说做人做事就要和螺丝钉一样，拧在哪里，在哪里就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半年后他就当上了勘探队长。父亲有个笔记本，密密麻麻写着每一次会议、每一晚夜学，每一天的工作总结和感受。勘探是个苦差啊，整天在野外，啃着干冷的馍，灌着犀寒的风，低头勘测大坝水形水位，抬头看天空盘旋的老鹰。我说那个时候肯定苦吧，父亲说，那个时候才不苦，是我最甜蜜幸福的时光。为什么，因为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了，父亲在野外再苦再累，心里念着家里有个花骨朵一样的娇妻，梦里都会咧嘴笑啊。母亲和父亲都是浙江桐庐人，母亲在分水中学读到初中毕业，在农村算得上是知识分子了。父亲常说，我是在部队入的党，学的文化，在河北修水库上的夜校，只能算半路识字的，但是你母亲不一样，是正儿八经念过十几年书的。和父亲风风火火不同，母亲性格沉稳娴淑文静，有想法有远见，按照父亲的说法，他是粗人，母亲是秀才。所以，在家里父亲很疼着母亲，每天早饭都是父亲烧好，到点了就在楼下喊：“冬英哪，好起床吃早饭啦。”

1962年国家自然灾害，父亲和母亲响应号召回到了老家。我后来曾问过父母，如果你们当时不回来，那就是水利部直属员工，现在都拿着很高的退休工资了。父亲说，怎么能这么说呢，我是党员，要服从安排听党的指挥，党让我回农村，我就回来，无怨无悔。

回到地方上之后，母亲在小学做了代课老师，父亲当上了瑶琳至南公社农机厂厂长。他爱琢磨和钻研，不满足于厂里的现有状况，引进了一个科技人员，大家伙齐心协力大干快上，农机厂办的挺红火的。父亲索性把厂长的位置让给了这个科技人员，自己再另辟蹊径办起了拉丝厂。

严格说起来，父亲的拉丝厂不算成功，自己还贴补了不少钱。有一段时间，父亲又在村礼堂那里挖个大池，上面盖上了塑料薄膜，研究起了沼气池。他像一个发明家一样，做这个实验，搞那个探索。小时候我读到爱因斯坦发明电灯泡的故事，就会想到父亲的捣鼓，觉得父亲也算的上我们小地方的爱因斯坦了。

在我们的眼里，似乎没有什么能难倒父亲，父亲好像是会变魔法的。有件事情父亲做得惊天动地，但是也差点要了他的命。他一个人造了一座房，是农村里那种三间两弄的大房子，我们号称是“俞家大院”。

那是在1963年，父亲决定自己造房子。地基选择在半山坡上，父亲像愚公移山一样，担着畚箕挑石头挖山运土，开始了这个浩大的工程。挖地沟、做地基、打泥墙、砌柱子、放横梁、盖瓦片，一个人就是一支部队。农村里帮工，都是互相出劳动力，但凡自己能做的事情，能干的活，父亲就自己动手。那段时间，父亲真的是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凌晨两三点就到桃源山上砍杉树、背树下山，半夜还在地基上和自己的影子相伴。燕子筑巢一样，一点一滴结草衔环。传说当金丝燕筑巢时会因体力消耗过度，连血也吐了出来，这种带血唾液筑成的巢就是血燕。虽然是传言，但我每次看到血燕时，就会想到父亲造房子。第三年房子造好后，父亲卧在床上起不了身，蜡黄精瘦，脸色发黑，差点吐血。村里人都认为父亲不行了，没救了。母亲就要临盆，撑着大肚子眼泪汪汪地对父亲说，你不能就这么扔下我们不管啊。母亲在新房里生下了最小的弟弟，大家炖了弟弟的胎盘给父亲吃。说来奇怪，血浓于水，父亲吃了后，身子骨竟然奇迹般好转了。

我问父亲，造房子对你来说是经历了一劫，那是苦到家了。父亲说，苦是苦，但是房子毕竟盖好了，是全村地势最高的房屋。“七五”洪水来的时候，全村人都到我们家，躲过了洪水的一劫，这该是多大的福份啊。

历史上的1969年的7月5日，桐庐印渚公社南堡大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特大洪水袭击，村里100公顷耕地全部被冲毁，全村被冲得只剩下半间屋架、一个破灶头和一棵苦楝树，210余人被夺走了生命。面对泰山压顶般的自然灾害，南堡人民自力更生，重建家园，靠自己的双手实现了“粮食生产一年自给，两年有余，三年建设新南堡”的铮铮誓言。1970年6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泰山压顶不弯腰》为题目的长篇通讯，报道了南堡人民用毛泽东思想战胜特大洪灾的英雄事迹。父亲自建的房子关键时候成为乡亲们的“避难所”，做了好事，讲起来也挺自豪的。

我总是想，父亲这么喜欢吃糖，是不是和他当过养蜂场场长有关。拉丝厂没有办成功后，父亲被推举为养蜂场场长，从此又开启了吉普赛人的流浪日子。养蜂人是随着蜜蜂走的，蜜蜂到哪里，蜂箱到哪里，哪里就是养蜂人的家，有时一两年才能回一趟家。父亲像部队行军打仗一样，带着蜂场人追花逐蜜，转场运输，天南海北，靠天吃饭。紫云英开了，跟着紫云英走；油菜花开了，随着油菜花跑。养蜂人是最苦的，到处流浪不说，恶劣的天气，还有毒蛇毒虫，野狗猛兽，父亲带着几十号人奔东奔西跑、餐风宿露，没有什么菜肴下饭，就用蜂蜜拌饭。父亲没有觉得苦，笑说天天有糖吃，还积攒下一副好的身子骨，多甜。

说起来，桐庐的养蜂事业在全国是有名的，是“中国蜂产品之乡”。1930年桐庐水滨乡（今凤川街道）从上海买来2箱意大利蜜蜂，繁殖后创办了福特养蜂场，从此西方蜜蜂活框饲养技术在桐庐得到广泛传播。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洋洲公社蜂场因连续12年高产获国务院嘉奖令。到了八十年代，桐庐养蜂业专业人员近1600人，父亲和他们一样，常年在全国二十多个省份从事甜蜜的事业。

农村承包责任制后，家里田地都是父亲一个人忙活，种稻犁田耙田耕田，父亲是干农活的一把好手。还是远近闻名的大厨，十里八乡办红白喜事，摆宴请酒席，大家都恭恭敬敬请俞大厨去掌勺。几十桌的酒席布置，硬菜冷盘荤素搭配，父亲总是安排得有条不紊、稳稳当当。每次交党费和党支部开会，父亲总是最积极的那个，村里造大桥捐款，钱捐得最多的也是父亲。他常告诫我，做一名党员不能有私心杂念，要多想着老百姓。有一次，县委书记遇见我，还和我说，你父亲是老革命，你是“红二代”呢。

2015年，85岁高龄的父亲去做了血管造影，没多久肾脏出现了问题，又开始做血透。每次医院血透来回，父亲身子虽疲惫不堪，但是很坦然。他说，我这个年纪的人，活一年都是赚来的，你们四个孩子都是成才了，有出息。除了你弟弟是农村户口，其他都是居民户口。当工人的踏实本份，做干部的实心实意为群众办事，我看着心里高兴，身体就不难受了。父亲开始做血透后，原来不擅干农活，连早饭都是吃现成的母亲，一下子变得劳碌操持，厨艺日进。每天不厌其烦给父亲按摩擦背，熬药送汤，几乎不肯让其他人插手，说自己来照顾更放心。

父亲走得毫无征兆，9月1号早上，父亲还吃了一碗白糖鸡蛋羹，精神状态很好，谁也没有想到这是父亲最后一顿饭。等我们接到电话往回赶时，父亲已经不行了。到了家里，母亲拉着父亲的手，撕心裂肺地喊：“明辉，你摸摸看，你爸的心还是热的，快点摇啊，会把你爸爸摇醒的。”

父亲离开我们了，92岁的高寿鲐背，是喜丧。俞家大院里父亲种的桃树梨树琵琶树李子树，也掉落了叶子，一片片的，像是父亲写给我们的叮嘱。明年春天，这些树又会开出一瓣瓣白色的花骨朵，父亲该又说白得像糖，甜得像蜜。

我的父亲，也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那一代的父亲，伟岸如高山，宽广如大地，勤劳忠诚、坚韧如磐，无所不能，辛劳一生却又甘之如饴。

父亲的一生，是甜甜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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