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未了｜潘硕珍：父亲的第二身份

青未了|潘硕珍：父亲的第二身份

文/潘硕珍

今年清明节给父亲上坟，顺便在弟弟家翻箱倒柜，在侄儿侄女的书筐里，找到了父亲用过的《草药针灸治兽病》。这本1970年9月出版的赤脚医生手册，前一部分介绍了治兽病的中草药，可谓图文并茂，我写人间草木时用得到，便拿进城了。

这本书勾起了我的回忆。

记得小学语文课本上，有一首歌颂赤脚医生的歌谣诗：“赤脚医生好阿姨，一顶草帽两脚泥，风里来雨里去，看病认真又仔细，一根银针治百病，一副草药两毛几……”

但我在现实生活中，没见过女性赤脚医生。我能记事的上世纪70年代，各大队都有为家畜家禽服务的赤脚医生。

父辈和我念过书的舍扎小学，原来是初小，创办于1954年（大约在60年代末才发展成完小的）。父亲生于1948年，7岁左右进入舍扎村学读书。60年代初，田永忠的父亲田佛慈（岷县师范讲习所所长田峻的长孙）和我父亲潘世杰（1948—2009年）同时从南川区寺沟完小毕业，遇上了饿死人的1960年，没有财力去县城读中学，结果一个当上了我们第一生产队的会计乃至舍扎村总务，一个当上了赤脚医生（包产当户时兼任第一生产队会计）。

1970年春天，我母亲离开人世，年仅23岁，父亲将我托付给祖父、祖母，报名参加了“赤脚医生”的培训，这本《草药针灸治兽病》应当是培训机构发给父亲的教材。赤脚医生成了父亲的第二身份。1987年8月，我走上教育教学岗位后，填干部履历表时，关于父亲的职业或身份，我填的总是赤脚医生。其实那算不上正式职业，他的职业依然是抛洒汗水的农民。

父亲当了一辈子赤脚医生，随叫随到，忙得倒穿鞋，顶多挣个油盐酱醋和烟茶钱。记忆中，父亲的工作就是从给五个生产队的牲畜和各家各户饲养的鸡打疫苗，年终从各个生产队按照工分领取报酬口粮。平时就是给牲畜看病，还会骟牛骟马劁猪。父亲也采集过中草药，给牛马灌过中药汤剂。那时候，各大队还有给人民群众看病的保健员。我们大队的保健员（人称孙大夫）年龄大了，腿脚不够勤，尤其是深夜有病人家属喊门，保健员总是睡得很沉，病人家属只好跑到村庄另一头砸我家的大门。鼾声如雷的父亲被吵醒，等到喊第四次时，确知是人的喊声而不是鬼叫门，这才应声点亮煤油灯，迅速穿好衣裳，背上药箱，再吹灭灯盏，步履匆匆地去解除病人的痛苦。父亲因此学会了给人包扎、打针和输水。冬天的一个早晨，院子里飘了一层薄雪，父亲坐在火盆边煮罐罐茶吃杂粮面馍馍，再慢条斯理地抽锅旱烟。一个风风火火的中年男人，推开我家大门，接着三步并做两步地推开了堂屋门，力逼我父亲赶紧去他家救人。我父亲在火盆沿上磕掉还没有烧成灰烬的旱烟，边穿皮鞋边询问情况。来人说，“同样是煮罐罐茶吃馍馍，你这边平安无事，我却闯下人命关天的大祸了。”父亲不慌不忙地追问：“倒底啥事情？你说明白点儿，我好有个准备。”这个长我父亲两岁的男人，流着愧悔难当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们两口子坐在火盆两边说闲话，说着说着就动了气，婆娘喊了我大（父亲）的名字，我抡起白瓷盐盒打娃她妈，头上在淌血呢，用你们医生的话说，抓紧救死扶伤走！再迟一步，恐怕没命了，几个娃娃就成没娘娃儿了。”父亲拿着他的百宝箱，大步流星地出门了。父亲到了那家，看见血光满面的女人，吃了一惊，一边吩咐男人找洗脸盆替伤者洗污血，一边将药箱放在炕席上，快速揭开盖子取出纱布、消炎粉和镊子，实施包扎手术。父亲除了拿到应有的报酬，掌柜的给他煮的是油茶，又吩咐待字闺中的大女儿烙葱花油饼，炒了一碟子鸡蛋。在喝茶抽烟间歇，父亲了解到，他俩为鸡毛蒜皮的事吵嘴，男的一生气，抓起个头虽小但很沉的盐盒，咂向老婆的额头，老婆一转头再一闭眼，险些击中了太阳穴。女人晕了过去，又被男人的哭声唤醒。男人捂住流血不止的伤口，自责不已，乞求老婆原谅他的粗鲁。老婆反倒很清醒：“这时候哭能顶个屁用？赶紧找大夫去。”男人走出大门，女人赶紧拿手帕捂住了伤口。

父亲也会给人号脉，自己去山上采集炮制中药，按照中医书上现成的治病处方配药。这使我认识了不少中草药。为买文化用品，我和发小结伴去挖柴胡、防风、黄芩、丹参、红芪等，背到药材公司去卖，尽管收入微乎其微，却达到了父亲锻炼我的意图。

我父亲最擅长针灸。有一年夏天，同学的嫂子患了风湿性头疼，上门找父亲扎干针，父亲拿出长短不齐的银针，将同学的嫂子扎成了一只漂亮的刺猬，其时，我正在聚精会神地爬在炕桌上写作业，猛然抬头看见那副模样，不禁哑然失笑。乡亲们把针灸医疗叫做扎干针，一是不用药，只用酒精棉球擦拭消毒，二是不付报酬，顶多是父亲上病号家门，病人家属给父亲做一顿可口的饭菜，再拿出烟茶款待手艺人。我曾经两次亲身体验了父亲针灸的疗效，一次是胃疼，一次可能是心脏有什么毛病吧，反正是晕过去了，给父亲提供了“妙手回春”的机会。记得少年时代，与比我小4岁的二姑姑一道玩耍，却找不到馍馍和洋芋，就来到她家房背后，抢吃金风吹落树下的黄杏子。姑姑眼明手快，吃得比我多，结果腹胀如鼓，躺在炕上呻吟。下地回家的祖父祖母喊来我父亲，看有没有治疗法子。父亲打开他的“百宝箱”，取出酒精棉球，擦拭了银针和要扎的穴位，不到吸一支纸烟的工夫，二姑姑的肚子就瘪了下去，睁眼发出要吃饭的“口号”。

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参加了县畜牧局举办的赤脚医生会议，吃了几顿四菜一汤的公家饭，回到村里，脸上洋溢着无比自豪无比幸福的笑容。1983年9月，我走进岷县师范大门时，打饭的铝饭盒就是岷县畜牧局或寺沟兽医站赠给父亲煮针管和输液器橡皮管的器皿。

我通过念书捧上了铁饭碗，加之又迷上了文学，埋头啃砖头厚的名著；弟弟呢，又没念成书，致使父亲传承医术的希望落空。也就是说，父亲是带着没有培养出接班人的遗憾离开人世的。父亲留给我弟弟的，不过是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百宝箱”（里面装着烟熏火燎的针盒、听诊器、体温表、输液器、镊子、西药和记账本），留给我的“文化遗产”不过是几本一年半载偶尔翻一回的医药书。

编辑：马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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